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出世入世间——诗僧黄宗仰的传奇人生(中)

   日期:2013-02-02    
《苏报》案发 遭遇通缉

1903年3月,应蔡元培之请,正在杭州闭门著述的章太炎前来爱国学社讲学,任高年级国文教员。不久,邹容从日本来沪入住爱国学社。两位著名排满革命思想家的相继到来,以及《苏报》的适时改版,使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更加如火如荼。

此间,黄宗仰与章太炎、邹容交接相识,志趣相投,结下了笃深的友谊。当年5月,章太炎为邹容所写《革命军》一书作序,黄宗仰协同诸人慨然出资,助其刊行。

为配合风潮激荡的学生运动并给予舆论上的积极引导,《苏报》自1903年2月起特辟“学界风潮”专栏,及时报道各地学堂的黑暗腐败现象,支持进步师生反对专制和压迫的斗争。对于《苏报》上持续报道的学潮动态,黄宗仰从一开始就以极度的敏感给予了热切关注。在一首《读“学界风潮”有感》诗里,他以“革除奴才制造厂,建筑新民军国营”的明快之句,对各地学潮寄托厚望,也对《苏报》给予了高度评价。6月1日,爱国学社学生章士钊出任《苏报》主笔,加强了宣传革命言论的力度,尤其是接二连三地刊载了介绍《革命军》的一系列文章以及章太炎所著《驳康有为论革命书》的主要部分。昌言无忌的舆论宣传,使爱国运动迅速向革命的方向发展,也引起了清政府极度的惊慌。在先后开出的两次缉捕名单上,第一次为蔡元培、吴敬恒和东京军国民教育会特派员钮永建、汤槱等四人;第二次,黄宗仰和蔡元培、陈范、冯镜如、章太炎、吴敬恒等一并列入。为此,租界工部局曾多次传讯上述诸人。此后清政府加紧镇压行动,查封《苏报》馆和爱国学社。6月30日,章太炎被捕,邹容愤然投案入狱,终于酿成“苏报案”。

一时间,旅居上海的革命派人士被迫四处离散。黄宗仰虽在指名通缉之列,仍冒险独留上海,设法营救章、邹两人,奔走无效后,不得不东渡日本避难。


 

羁旅东瀛 结识中山

就在1903年夏黄宗仰避居日本后不久,奔走海外的孙中山也在这一年的七月底由越南来到横滨,住在原广州博济医院老同学廖冀朋开设的振华商店楼上。黄宗仰甫抵东瀛,慕名往访,孙中山与他一见如故,雅相推重,特辟楼下一室给黃宗仰居住,从此开始了他俩同志般的革命情谊。

此时留日学生中的革命思潮日益高涨,孙中山的远道而来更使他们群情振奋。留日学生马君武、刘成禺、程家柽、杨度等数十人以及侨商黎炳垣、张果,日人宫崎寅藏、日野熊藏、小室健次郎等多有来访,孙中山与新兴知识阶层频频交往,商讨革命。与孙中山朝夕相处的五十多天日子里,黄宗仰也和革命党人有了广泛的接触。期间他以画梅自遣,就其居室墙上,绘有一幅巨大的梅花壁画,枝干盘屈,繁花灿烂,见者无不啧啧称赏。

为扫除海外保皇势力,孙中山于9月26日离开日本去檀香山,随后再赴美国。临行前,黄宗仰慨然助其旅费200元,并设宴饯行,赠诗一首:


伫看叱咤风云起,不歼胡虏非丈夫。
握手与君五十日,脑中印我扬子图。
举华剑气凌江汉,姬姒何以复故吾。
此去天南翻北斗,移来邗水奠新都。
(中央:《饯中山》)

 

横滨话别后,黄宗仰与孙中山虽遥遥相望,仍保持了密切的书信联系。当10月初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,黄宗仰就有致函问候。12月孙中山回复一札,内称:“弟等同志,向来专心致志於兴师一事,未暇谋及海外之运动,遂使保皇纵横如此,亦咎有所不能辞也。今当乘此余暇,尽力扫除此毒,以一民心,民心一财力可以无也。务望在沪同志,亦遥作声援,如有新书新报,务要设法多寄往美洲及檀香山分售,使人人知所适从,并当竭力大击保皇毒焰於各地也。”(孙中山《复黄宗仰函》)冀望于海内外革命力量携手相应,加强合作宣传,力辟保皇谬论。1904年3月,孙中山赴旧金山演讲革命,黄宗仰随之寄函,至6月孙中山回函。信中对上海同志和东京留学生情况,对原《苏报》馆主陈范在横滨设馆以便联络各地志士事宜多有关切,并催请黄宗仰“在东有暇,亦望与此处致公党并《大同报》馆通消息,以鼓舞人心,则更可增多热力也”。(孙中山《复黄宗仰函》)可以推断,从上海亡命日本的黄宗仰,显然被孙中山视为江浙革命派的中心人物之一,黄宗仰也成了孙中山策应江浙革命派的重要联络人。

羁旅海外期间,黄宗仰还热心资助留日学生创办的《江苏》杂志,并参与了该刊编辑工作。此间刊载的多篇诗作,如《〈驳康书〉书后》、《〈革命军〉击节》、《饯中山》等,表达敬慕之情,抒发革命之志,无不衬托出他献身革命的抱负。


 

融通势理 应机说法

1903年冬,黄宗仰由日本潜返上海,继续从事讲道兴学活动。受哈同夫妇的委托,全面主持设计建造爱俪园的工作。

爱俪园,俗称哈同花园,是哈同在上海的私产。黄宗仰别具匠心,更有文化眼光,园景设计以仿《红楼梦》里的大观园为主,西式为辅。自1904年开工,至1910年落成,历经6年,全园占地171亩,分内园与外园,内园有黄海涛声、“欧风东渐”钟楼、天演界剧场等,外园有渭川百亩、大好河山、水心草庐等三大景区,景点不下60多处。园内假山玲珑剔透,小溪碧波荡漾,楼台金碧辉煌,亭阁古色古香,景色幽雅宜人。随后,黄宗仰应邀主持园中特辟的“频伽精舍”,讲授梵典,弘扬佛法。爱俪园也从此成为“十里洋场”众所瞩目的景观,有“海上大观园”之称。本着佛法救世的思想,从1908年起,黄宗仰又在爱俪园里发起组织并主持了近代规模最大的《大藏经》校刊工程。

《大藏经》是佛教一切经典的总称,主要内容由经、律、论三部分构成,又称《三藏经》。佛经在中国的流传,自汉至唐主要靠写本而传;北宋开宝年间始刻蜀版《开宝藏》起,进入大规模刻印藏经阶段。后经元、明、清各代,朝野所刻《大藏经》共有16次。但历时久远,流传不广。黄宗仰认为,自佛教传入中国,世人以出家为厌世,视佛教为迷信,以至社会上相沿成袭,訾为异端。究其原因,主要在于佛典隐晦,佛理未彰。为此,在哈同夫妇的大力资助下,他力任其事,并延聘汪德渊、余同伯、黎端甫、江月斋等三十余人协助校刊。从编制预算到计划工程,从选购材料到联系承印厂商,无间寒暑,极补苴挹注之苦。至1913年3月刊印完成。全藏以日本弘教书院编印的《缩刷藏经》为底本略作变动,依千字文编次,自天地玄黄起,至露结为霜止。《频伽藏》入经1916部,8416卷,分订为414册,合40函,成为中国历代收经书种类最多的三大佛藏之一,也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用铅字排印、标点断句,最具实用价值的大藏经,对于近代弘扬佛教文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。

不仅于此,为振兴传统佛教,黄宗仰还著书立说,力究宗乘精奥,力倡佛理本旨。认为传统佛教当从复古清规、兴新教育、裁制剃度、革除赴应等方面加以因势利导的改革。针对民初违背约法、侵夺自由的种种事象,提出以佛教为激发国民道德扬我民族精神的重要元素。1913年,黄宗仰特邀著名佛学教育家月霞法师前往爱俪园,开办了中国近代第一所佛教大学华严大学。学校实行兼修内外学、修持与教学并举的办学模式。虽说后来因故停办,但培养了一批著名的寺僧人才,在近代佛教教育史上有着重要的地位。

 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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