六朝转读与唱导


  本来,佛经的偈颂是能歌唱的,但译成汉语后就不能歌唱了。这是因为:“梵音重复,汉语单奇。若用梵音以咏汉语,则声繁而偈迫;若用汉曲以咏梵文,则韵短而辞长。是故金言有译,梵音无传。”(梁慧咬《高僧传》卷一五)
  在佛教东传不久,便有人用印度的声律制成曲调来歌唱汉文的偈颂。“天竺方俗,凡是歌咏法言皆称为四。至于本土咏经则称为转读,歌赞则号为梵四。”(同上)所以,六朝时代“转读”和歌唱梵呗颇为盛行,并产生很大的社会影响。
  在当时的佛教道场转读经文极讲究转读的腔调:转读之为懿,贵在声文两得。若唯声而不文,则道心无以得生,若唯文不声,则俗情无以得入。
  (《高僧传·经师篇总论》)
  不仅如此,六朝的转读僧人还应精通教义和音律:精达经旨,洞晓音律。三位七声,次而无乱,五言四句,契而莫爽。其间起掷荡举,游飞却转,反 叠娇弄,动韵则榆靡弗穷;张喉则变态无尽。
  (《高僧传·经师篇总论》)
  只有这样,才能:炳发八音,光扬七善。壮而不猛,凝而不滞,弱而不野,刚而不锐,清而不扰,浊而不蔽,淳足以起畅微言,怡养神性。(《高僧传.经师篇总论》)
  收到“听音可以娱耳,聆语可以开襟”的宗教与审美的效果。这是中国佛教徒对佛教音乐功能性的认识,既然佛教音乐的目的是“宣唱教理,开导众心”,是“集众行香,取其静摄专仰也”,这就决定了佛教的音乐美学观念:以静、远、肃穆、平和为高,而反对“淫音”“荡调“娇弄颇繁”。
  南北朝的唱导,也是一种说唱兼有、声文并茂的讲演艺术。所谓“唱导”,《高僧传》说;唱导者,盖以宣唱法理,开导众心也。
  唱导主要以歌唱事缘、杂引譬喻来宣唱法理、开导众心。这种做法魏晋时已很盛行,但尚无一定规矩,至庐山慧远“躬为导首”,开创了以音乐为舟揖、广弘佛法的途径,“遂成永则”,自东晋始确立了唱导制度,为后世佛教音乐的目的、内容、形式、场合的规范奠定了基础。
  从唱导的内容与效果看,《高僧传》中有一段描述:谈无常则令心形战栗,语地狱则布泪交零,徵昔因则如见往业,覆当果则已示来报,谈怡乐则情抱畅悦;叙哀戚则洒泪合酸。于是阂众倾心,举堂恻怆,五体输席,碎首陈哀,各各弹指,人人唱佛。
  唱导的主要目的是为了弘扬佛教、宣传法理,但枯燥的义理宣说较难吸引听众,因此,不得不在“无常”、“地狱”、“昔因”、“怕乐”、“哀戚”等方面加以艺术上的渲染夸张,自然取得较好的效果。
  南北朝时涌现出许多擅长佛教音乐的高僧,如道照、慧琚、县宗、道慧、僧辩等,他们皆“尤善唱导;出语成章”
 “唱说之功,独步当世”,其见闻者,莫不惊异。
  梁武帝萧衍,写信佛教,也精通音律。《隋书·音乐志》说他亲“制《善哉》、《神王》、《大乐》、《大欢》、《天道》、《仙道》、《龙王》、《灭过恶》、《除爱水》、《断苦轮》等十篇, 名为正乐,皆述佛法”。此外,他还让“童子倚歌梵呗”,开 创了童声演唱佛曲的“法乐童子伎”。又多次举办“无遮大会”、“盂兰盆会”、“梁皇宝仟”等佛教典仪,为佛教音乐提 供了新的形式范例和演出场合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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